孙霄

1955年出生于陕西西安，中共党员，大学学历。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创馆馆长，文博研究馆员。1977年3月进入西安半坡博物馆工作，开始与文博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1991年从西安半坡博物馆调入深圳工作，1998年参加中英街历史博物馆筹建工作。1999年5月开馆后任中英街历史博物馆馆长，2015年退休。

口述时间：2024年4月22日

口述地点：深圳市政协文史馆

我按照所学博物馆的专业和想法去建一座博物馆一直是我的梦想，这个梦想在中英街实现了。百年中英街是中华民族从衰落走向复兴的典型案例，它既是中国贫穷落后、清王朝腐朽没落和西方列强侵略瓜分中国的屈辱历史见证，也是中国改革开放、香港回归祖国和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历史见证。

壹

作为摄影爱好者，刚踏上深圳这片土地，我就迫不及待去国贸“打卡”，经济特区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让我印象很深。

在西安结下博物馆之缘

1977年3月15日，我从下乡插队的农村被招录进我国第一座遗址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从此便与博物馆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最初的工作就是观摩老讲解员讲解，在听中学和从实践中揣摩。讲解员是接触观众最多的工作岗位，通过聆听观众的意见和反馈，我的应变能力有了不少的提升。

20世纪80年代，正值我们国家文博事业人才青黄不接，当时国内大学除天津南开大学外均未设博物馆专业，于是，国家文物局就委托国内的一些大学设置博物馆学专业，培训博物馆在职工作人员。

1985年，我参加了全国成人高考，报考了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物馆学专业，幸运的是竟然同时被录取。考虑到当时授课老师主要靠来自博物馆、纪念馆的专家授课，毫无疑问首都北京的师资力量最强，所以我最终选择了中国人民大学。在两年的时间里，我系统学习了中国通史，世界历史考古学、文物鉴定等涉及博物馆专业的20多门课程。从人大毕业后我又重新返回西安半坡博物馆工作。

深圳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吸引了我

我出生在西安，工作也在西安。尽管我从未来过深圳，但早已从国内各大报纸、广播听闻“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这些前沿的时代观念在内地从未听说过，却有着强烈地吸引着我的力量。

1989年12月，我乘火车来到深圳。作为摄影爱好者，刚踏上深圳这片土地，我就迫不及待去国贸“打卡”，经济特区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此行停留时间不久，对深圳算是有了初步认识，想到深圳工作的感觉也越来越强烈。

1990年8月，彼时的深圳市文化委员会招人，我有了一个来深圳工作的机会。从博物馆走进政府文化管理部门，面临多重认知转换和能力的习得，虽然我的内心还是想从事文博工作，但当时深圳博物馆不招人。可我又心想深圳作为中国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城市，城市的文化建设才刚刚起步，未来绝不会只有一个博物馆。在经过几天的认真考虑后，我最终决定来深圳闯一闯。同年12月，我的关系正式调入深圳，在深圳市文化委员会社文处负责图书和电影发行工作。

贰

东江纵队联谊会副会长何基为了支持我们办博物馆，也给我们捐赠了两件重要的文物，一件是东江纵队的小梅沙税站印章，一件是东纵司令员曾生给“沙头角革命烈士纪念碑”的题字。

主动请缨去中英街筹建博物馆

1995年，沙头角镇投资30万元建立了中英街历史纪念馆，免费开放了3年，已经接待十几万游客，“中英街故事”图片展很受游客欢迎。当时馆里主要展出的是图文，有一个界碑模型，还有两件采集的石器。尽管实物展品比较少，但是有了这座纪念馆，中英街就有了文化氛围。

1992年，市文委领导带领社文处同事前往中英街调研，这是我首次走进中英街。1995年，我再次来到中英街，专门参观了“中英街历史纪念馆”。讲解员黄巧媚告诉我说：“沙头角镇政府已经给市里打了报告，准备在中英街建一座正式的博物馆。”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一动，回到单位后，我和领导提到想去参加筹备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工作的事，领导说：“你这个想法很好，我支持。”

1998年初，中英街历史博物馆的建筑脚手架开始拆除。同年6月，领导向盐田区文化局推荐了我，听到我是学文博专业的，时任盐田区文化局局长的冯奇说：“好啊，盐田区刚成立不久，任务压了一大堆，筹备博物馆我们正愁没人呢。”

就这样，我很快被借调到了盐田区文化局中英街历史博物馆筹备办工作。当时还有两个人：一个是讲解员黄巧媚，一个是舒芳，不久，杨洁琼也从肇庆档案馆调来盐田加盟筹备办。我们几个人来到区委办公楼4楼的一间办公室开始工作，门上贴的纸条上写着：中英街历史博物馆筹备办。这个“筹备办”不涉及职位，只是个“空衔”，工资还是市里发的。

沙头角中英街勘界后被一分为二

很快我就发现，要建一座博物馆并不是单凭热情就可以做到的。之前纪念馆展览就是图片展，附上简单的文字说明。现在中英街历史博物馆还是一张白纸，要在纪念馆的基础上建一个博物馆，其间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

筹备一座博物馆，首先要有一定的历史资料积累。我查阅了一些材料，清朝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英两国代表在北京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加上1899年双方代表签署的《香港英新租界合同》，租借新界给英国99年。次年3月16日，中英勘界代表来到沙头角勘界，3月18日完成勘界，把总面积51公顷的沙头角一分为二。勘界之后竖立了木质界桩，界桩上写“大清国新安县界”。

1905年，木头界桩换成了石头的界碑，石质的界碑上面写着“光绪二十四年中英地界第X号”。中方一侧写的是汉字，香港一侧写的是英文。目前，中英街上共有8块界碑，1号界碑到7号界碑的距离约430米，另有8号界碑在关口桥下。这8块界碑中1、2号界碑是1905年英国单方面换石碑后留下的，3至7号界碑被日军丢掉，今天我们看到的3至7号碑就是1947年中英双方竖立的。

20世纪30年代，当地乡民开始在干涸的小河床上搭建房屋，陆续出现了摆摊做生意的乡民，这里逐步形成了一条小街的雏形，它就是今天的中英街前身。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一侧的中英街凭借链接深港的地理优势和免税低税的政策优势，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游客，赢得了“购物天堂”的美誉。香港回归后，中英街进入了“一街两制”。沙头角还是边防禁区。内地居民需要办理沙头角禁区通行证才能进入中英街，当时沙头角被人们称为“特区中的特区”。

为筹备博物馆多方征集文物

筹建中英街历史博物馆，除了调查历史，最难的还是文物征集工作。当时的盐田区领导多次询问中英街历史博物馆筹建进展情况，给了10个月的筹备时间，要求务必在1999年5月开馆，工作的压力陡增。为了解决文物展品的问题，我向区文化局提出解决文物征集经费问题。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后，决定下拨40万元作为博物馆前期筹备费用，主要用于征集文物和展品。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博物馆筹备办召开了“东江纵队老战士座谈会”，一些老战士特意从香港过来参会。二战侵华日军占领香港期间，中英街是港九大队沙头角中队搜集日伪情报的地方。会上，我把筹备中英历史街博物馆的事情告诉东纵老战士，请大家协助捐文物和资料，没资料的就跟我聊一聊，做一个口述历史记录也很好。

东江纵队老战士廖运是港九大队的女卫生员，她说：“我还保存着我的临时党员证，我还有一把参加过淮海战役的铁锨。”开始她舍不得捐赠，我对她说：“你自己保管，不如放博物馆保管，发挥教育后人的作用。”后来馆里又做了工作，最后廖运把她的照片连同她的铁锨、临时党员证和任命书都捐给了博物馆。

紧接着，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联谊会副会长何集庆捐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等早期著作，黄冠玉捐了一个脸盆，蓝奋中捐了一个公文书包。这个书包里分有五个袋子，分别存放不同的资料。东江纵队联谊会副会长何基为了支持我们办博物馆，也给我们捐赠了两件重要的文物，一件是东江纵队的小梅沙税站何基的私人用章，一件是东纵司令员曾生给“沙头角革命烈士纪念碑”的题字。2005年中英街历史博物馆调整陈列，我们在第三层抗战主题展厅设计了一个弧形的墙，把沙头角以及盐田地区牺牲烈士的名字全部刻上，中间位置就树了一个碑，碑上写下了曾生司令员的题字。时至今日，我都很感激他们在建馆初期给予的帮助。

但仅靠几位老战士捐赠的文物是远远不够的，为了让展品更加丰富，1998年12月，我专门乘飞机去了北京开始征集文物。由于下大雪，到北京机场已经是深夜。在北京没有找到适合的文物或展品，我又去了天津。因为天津曾经有旧租界，有很多英国旧物流进古玩市场。我联系到当地收藏家帮忙联系，找到一些英国早期的物品，还有清代官员的帽子、衣服或者其他的东西。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这位收藏家认识许多藏友，在他的帮助下收罗了展览大纲需要的一百多件文物和展品。之后，我又多次赴港，除了更全面多角度了解中英街历史，还重点搜集香港早期的旧资料，比如当年在中英街执勤的警服；再就是在古玩市场留意有用的旧物件。当时，我把这种能够辅证中英街历史的展件叫做“借鸡下蛋”。

叁

“铛、铛、铛……”沉重庄严的敲钟声响起18声，低沉的钟声在深港天空回荡，告诫世人勿忘国耻，发愤图强。

香港警官重返中英街

讲述历史照片背后的故事

1999年5月1日，中英街历史博物馆正式开馆。那天，省、市、区等相关领导以及附近居民都来参加了开幕式。馆内基本陈列是“中英街历史”，展览展示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香港、九龙、新界先后被英国强行割占的屈辱史及抗战时期深港两地人民英勇对敌的抗争史和改革开放后沙头角从封闭走向开放和繁荣发展的历史。此外，馆内收藏了400余件近现代历史文物、民俗实物以及千余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其中近现代文物的收藏最具特色。

中英街历史博物馆的定位就是一座专题性博物馆，开馆后不仅吸引许多深圳市民前来观看，也引起了不少香港专家学者、市民的关注。我曾接待过很多来自香港的师生，亲自为他们讲解，一起重温中英街的峥嵘岁月。珍贵的史料让同学们领略到平日书本中体会不到的历史真实感，在历史文物和资料的橱窗前，学生们驻足观看，还纷纷拿出手机、相机拍照，渴望更好地牢记这段历史。

其中，馆内有一幅照片很好地表现了中英街一街两制的历史，这是深圳摄影师何煌友1985年在中英街3号界碑拍的，照片中武警战士笔直地站立着，对面两位香港警察抬头仰望中方一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建馆之初，我们选照片时一直不知道照片里的主人是谁，也好奇照片中的两位香港警察当时抬头在看什么呢？包括摄影师在内，所有人都不甚了了。

本以为这将成为永久不解之谜，没想到25年后，照片中的一名香港警察亲自来到了中英街历史博物馆。他叫姚志明，曾两度驻守中英街。姚志明警官告诉我们，1979年他首次到中英街驻守，深圳的边防官兵和香港警察的关系还比较紧张，双方见面都彼此防备。1985年他再驻守中英街时，双方关系已缓和，每次巡逻，见面便会互相点头致意。两名港警在看什么呢？姚志明亲口解开了疑团：当时他们正被中方一侧发生的热闹场景所吸引。

“中英街3·18警示日”鸣钟仪式教育意义非凡

中英街独特的历史与文化，让它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把中英街的文化资源利用好、爱国传统发扬好、红色基因传承好，2002年，盐田区举办首届“中英街3·18警示日”鸣钟仪式，第二年活动升级为深圳市“中英街3·18警示日”鸣钟仪式。此后每年的3月18日，数百名深港两地居民和学生聚集在广场，举行鸣钟仪式。“铛、铛、铛……”沉重庄严的敲钟声响起18声，低沉的钟声在深港天空回荡，告诫世人勿忘国耻，发愤图强。

2009年4月8日，香港国民教育中心与中英街历史博物馆正式签署“国情教育基地协议书”。香港国民教育中心总监吕如意当时说，“中英街近代史教育资源丰富，这里记载的不仅是中英街的历史，更是深港历史，以及内地改革开放的历史，在此对香港青少年进行国情教育非常有必要。”

2015年我退休了，但中英街情怀让我退而不休，每年的鸣钟仪式我都会参加。在我看来，中英街历史博物馆与“中英街3·18警示日”的结合，不仅是对历史的铭记，更是对未来的期许。它们共同搭建起一座桥梁，连接着过去与现在，让深港两地的年轻一代在了解历史的基础上，更加坚定地携手走向未来。同时，对促进香港与内地的深度融合与发展，也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