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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口述史|吴嘉怡:首位港籍青年入编公办教师 见证深港教育融合
来源:深圳晚报发布时间:2024-05-20
吴嘉怡
我父亲是最早一批来深建设的香港人,在这里,他收获了自己的爱情,我的诞生也算“深港情谊”的结晶。作为在深圳长大的香港人,我成长过程中遭遇不少独特困境,但伴随着深港交流加速,问题逐步消解。成功签约公办教师后,身份上的转变使我深刻意识到,对于港澳青年来说,未来又多了一条路。
口述时间:2024年3月8日
口述地点:深圳市政协文史馆
香港籍人,1998年出生于深圳,现于深圳市坪山区龙田小学担任教师,是广东首批、深圳首位被事业单位编制内岗位聘用的港籍教师。
壹
作为出生在深圳的香港人,深港交流带来的变化时刻影响着我生活的方方面面。
出生在深圳的香港人
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建立。1982年6月,深圳经济特区和非特区之间开始用铁丝网筑起一道管理线,1985年通过国家验收投入使用,管理线全长84.6公里,沿线路面用花岗岩石板铺成,路北侧用高达3米的铁丝网进行隔离,被深圳人俗称为“二线关”,与“二线关”相对应的便是深圳与香港交界的7.5公里边界线“一线关”。
我的父亲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见证了香港经济高速发展30年后,他被所在建筑公司派往深圳支援城市建设。
彼时,这个位于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城市刚刚经历第一个十年,是当时南下打工潮的首选城市,外资大量涌入的同时,新鲜事物也在不断闪现,到处都充满生机与活力。
计算机开始广泛应用时,“五笔输入法”在白领中风靡,我的父亲母亲就在“五笔打字法”培训班相识相爱了。我的母亲同样是最早一批“闯深者”,她祖籍广东梅州,来深圳为自己博一个前途,她性格活泼,行事爽利,先后从事销售及外贸行业。父母相爱便是我印象里最早的深港融合。
1998年10月,我出生于深圳市福田区妇幼保健院。当时,我父母工作稳定,家住在龙岗,深港交通尚不算便利,我成了长在深圳的香港人。
每每提及香港,我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词便是长途跋涉,每逢节假日,父母便早早会喊我起床收拾,准备各种证件,牵着我搭乘从龙岗前往罗湖口岸的公交车,才赶得及天黑前回到香港屯门的家吃晚饭。那是一段漫长的旅途,我至今记得,炎热的夏天,风扇呼啦啦地吹着,我坐在小板凳上,排队等着通过布吉边检站,过了布吉“二线关”,继续坐公交前往罗湖口岸,再过“一线关”。
2010年,国务院批准深圳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深圳全市,特区总面积由最初的395.8平方公里扩容为1952.8平方公里,“二线关”名存实亡。2018年1月,国务院同意广东省“关于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的请示”,而早在2008年1月1日,使用了22年的边防证就停止了办理,至此存在了36年的“特区管理线”成为历史,记忆中坐在小板凳上等待过“二线关”炎热的夏天也永远地过去了。
从“单非”学童到“深圳学童”
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务工潮出现的,还有大量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而父母中一方为香港人的“单非”儿童群体也大多出现于这一时期。当时,交通条件限制加上“二线关”影响,“住在深圳、学在香港”几乎很难实现,单非家庭子女的教育问题是摆在港深跨境家庭眼前的第一个难题。
1993年9月,为妥善解决各类暂住人员子女入学问题,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圳经济特区中小学暂住户口学生入学有关问题的通知》(深府办〔1993〕95号),规定符合条件的暂住人员子女可缴纳借读费申请在特区中小学借读。
因此,我和其他务工人员子女一样择校借读,最终我留在龙岗区一所小学,我的同学们,一半来自湖南湖北,一半来自广东省其他地区。
2005年,为了进一步加强暂住人口子女义务教育管理,《深圳市暂住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管理办法(试行)》颁布,改变了我和当时大批深圳暂住人员子女的教育状况——符合条件的暂住人员子女借读费被免除,我们有机会在公办小学接受义务教育,成为真正的“深圳学童”。
与此同时,随着深港合作的不断深入,“住在深圳、学在香港”也成了越来越多深港跨境家庭的选择。
2007年,深圳湾口岸和福田口岸相继开通,通关方式更加便捷,深港通关速度比以往快了一倍。从那时开始,我便常常在各个口岸见到深港走读学童,出入境大厅里有坐在地上等待保姆阿姨带队过关的幼儿,也有独自背着书包挤入人流的中小学生。
据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统计,2008年,每天有6000多名11岁以下跨境学童由内地居所到香港上课,2009年两地跨境学童数量便超过8000人,且这一数据仍在以30%的比例持续攀升。
2009年,全国首个跨境学童服务中心在罗湖试运营,各个海关边检站也纷纷推出跨境学童专区、跨境学童专用通道,深港跨境家庭的困境因深港合作深入而不断被重视和解决,跨境求学逐渐成为深圳各大口岸的独特日常。
贰
成年后,我再次深入了解香港,以成年人的视角直面深港差异,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如此眷恋深圳。
“我们对深圳更为眷恋”
维多利亚港和星光大道构成了我对香港的童年印象,而真正认识香港却是在成年之后。
2016年,为了能随时回家喝上妈妈煲的靓汤,我选择了离家近的深圳大学。加入学校新生群后,我才发现身边生活在深圳的港澳籍青年其实不少,他们和我一样,拥有香港或澳门户籍却在深圳长大,比起港澳,我们对深圳更为眷恋,我们曾面临同样的问题,也将在成年后直面真正的文化冲突。
大二时,父母退休回到香港,我便开始在香港过寒暑假。2017年夏天,为了挣旅游经费,我在香港惠康连锁便利店兼职暑假工,整理零食货架,补充货品,清点库存,每月到手工资近10000元,拿到工资支票时,我惊讶于香港原始的薪酬支付体系,但也真切意识到深港两地工资差距,第一次产生了留在香港工作的念头。
我所就读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就职方向之一便是教师。与内地相比,香港教师起薪标准更高,但基本采用合同制,流动性强。由于缺乏教学资格,我需要先申请香港教师教育文凭课程(PGDE)才能应聘教师。而在内地,公办学校教师被称为“铁饭碗”,意味着安全与稳定,但拥有香港户籍的我在深圳可能只能担任临聘教师,我再次陷入两难境地。
而随着我对深港差异的了解逐步加深,心不自觉地又偏向深圳。一次,我邀请一位香港朋友来深圳做客,他却说:“我妈妈说罗湖口岸不安全,让我不要从那里通关。”我大为震撼,惊讶于时至今日仍有香港人对深圳存在这样的刻板印象。了解后才知道,对方母亲自上世纪中后期到香港后,再未返回过深圳,我不禁感慨深港两地交流仍是不够,还需更加深入。
叁
为了留在深圳,我大三时便开始试水应聘深圳公办教师,一直未能如愿,心灰意冷之际却恰逢《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港澳居民管理办法(试行)》出台,意外乘上了新政的东风,成为首位港籍带编教师。
应聘深圳教职屡屡失利
为了留在深圳,我做了两手准备,一边准备考研提升学历便于在深求职,一边参与2019年秋季深圳市福田区教育系统赴外定点招聘教师。2019年9月,深圳大学同院系大四的学姐提醒我需要准备秋招模板及结构化面试内容,我着手向各区赴外招聘专场投递简历,赴外招聘面试地点可能设立在外省,需要早做准备。深圳公办教师校招的流程主要包括:网上报名、现场投递简历、材料初审、面试(两轮)、签约,签约后便可等待分配上岗。
2019年10月18日,我21岁生日的当晚,接到了我的第一个面试通知,来自龙华区教育局设在武汉现场招聘点的通知。我惊喜不已,立即预订了次日早上6时从深圳北前往武汉的高铁票。
10月19日下午,前往面试地点的路上,我忍不住给父母打了个电话,想要求得些许鼓励,父亲说:“没关系,你这次过不了还有下次。再说他们毕竟让你去面试了,说明还是有机会。”这句话让我心里升起希望。但这点希望迅速被现实泼了盆冷水。在等候面试现场,竞争压力并不小,我身边两位来自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的面试者正在聊硕士毕业论文与在校履历,突然其中一人扭头问我:“你是哪个学校的?什么专业的?”一瞬间,我因缺乏底气而羞赧,港籍身份这一顾虑一时也淡了许多。
面试时,我忍不住询问面试官:“我的港籍身份不影响面试吗?”得到的回复是:如果没有相应政策,也许无法得到二轮面试通知。当晚,我在酒店盯着通知页面直到22时30分,二轮面试名单中果然没有我,顿感沮丧。
两天后,我赶赴上海参加另一场龙岗区教育局的相关岗位面试。9月底,上海的早晨很凉,我没带防寒衣物,在面试现场抱着胳膊看着熟悉的同届学生成群结队地走来,心里终于有了几分信心。面试现场,我同样对面试老师提到了我是港籍,最终面试再次失利。
连续的两次失利让我有些灰心,但也让我意识到自己能力的确还不足,在父亲的鼓励下,我决定提升学历,继续深造。2019年10月,我着手准备申请香港教育大学硕士课程。
改变人生命运的通知
2020年1月,我成功收到香港教育大学入学通知书,即将入学就读汉语言文学相关硕士课程,便一直待在香港。直到4月底,我收到通知回校参加毕业典礼。2020届深圳大学毕业生的毕业典礼规模较以往不同,许多同届学生都无法赶回学校,我也只能跟相熟的同学在学院门口简单拍张照片,便回宿舍收拾东西准备毕业。
恰好,春季校招推迟到了6月,我忍不住心头一痒,开始四处投递简历,这一次,深圳各区教育局的招聘信息我都没放过。我清楚地记得,那是投完简历后的第7天,深大港澳地区校友群中跳出了那个改变我人生命运的通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港澳居民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
我欣喜若狂,连忙将通知转发给父母,我说:“这次总该有戏了吧?”但其实,心底还是有些没谱,对于暂行条例的具体实施,谁也不清楚。
6月,我收到坪山区教育局的面试通知。2020年深圳公办教师校招地点都在深圳本地,第一轮面试采用线上面试。我被拉入超过1000人的招聘群,随即分到语文组,等待面试人员仍有约500人,心里倍感压力。第二轮面试通知下来时,我仍然有些不敢置信。在深圳市坪山实验学校二轮面试现场,我拿出居住证进入面试轮候区时,查验证件的老师表情疑惑眉头紧锁,我不由心神紧绷,好在经过询问后我仍以港籍身份顺利参与面试。
7月8日,面试结果公布,我成功“上岸”,与坪山区教育局签订三方合约。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将合同拿回学校,向老师反复确认:“这是真的吗?我入职了吗?第三方可靠吗?”老师笑着说:“可靠的,还有公章呢!”我看了看坪山区教育局的公章,如同做梦一般。
首位港籍教师的入编波折
签订合同一周后,我前往坪山区教育局递交个人资料,我再次向人事科老师询问:“您看我是港籍,这个合同签了我真能入职吗?”人事科老师愣了一下,随即回复我说:“你可能要等我反馈后等回复。”
我却没想到,一等便等了那么久。
我是首位港籍事业编教师,一切流程无旧例可循,我只能等待。8月底,同批签约录取的老师陆续被分配到学校上岗,只有我仍没收到通知。我有些着急了,再次找到坪山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问:“您看,大家都开学了,我这可怎么办呀?”得到的回复仍旧是再等等,得等相关文件批复。再次等待两个月后,仍旧杳无音信,我便先回香港入学。
10月初,我接到坪山区教育局工作人员的电话,建议我也向广东省刚刚公开的一批事业编招聘单位投简历,我心下顿感不妙。
当时,国内首所内地香港课程双轨制国际化学校深圳香港培侨书院龙华信义学校筹备建立,正在招聘教师,薪资待遇与香港一致。这是深港两地教育融合的新尝试,父亲安慰我说:“你看,我就说机会会有的,你念完研究生也可以去这里当老师。”
2020年11月,港籍青年黄钊逸正式成为广州市南沙区一名公务员,媒体争相报道。我才知道,改变我命运的《办法》并非深港人才交流的唯一尝试。
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研究推进港澳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依法报考内地公务员工作”,随即广东省2020年度选调生首次定向港澳选拔职位25个,面向内地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的2020年应届优秀港澳学生,那是一次促进粤港澳人才交流的破冰尝试。而《办法》的推出则将定向选拔改为和内地考生“同台竞技”,助推深港人力资源加速流动。
黄钊逸的消息让我心底生出一丝期盼,期待有一天能接到来自坪山区教育局的电话通知,让我入职。终于,2020年12月中旬,我等来了手续妥当的通知,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2021年4月29日,成功“上岸”9个月后,我终于拿到深圳市坪山区龙田小学的聘用书。
肆
入职后的这两年,我眼见深港交流愈发频繁,壁垒逐渐打破,也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发现深圳与香港共同的渊源,越发相信由深港融合所带来的辐射会持续影响像我一样一代又一代的港澳青年,内地将会为港澳青年提供新的出路。
深港融合 就发生在我身边
2021年5月,我从南山区搬到坑梓龙田社区,接触后发现学校的港籍学童数量不少。详细了解才知道,龙田小学也是深港融合的教育基地。1950年,龙田世居里开办的龙田私塾改为公办龙田小学。1996年,由政府拨款,香港宝安商会出资以及家乡人捐款,学校在原址上进行重建,成立香港宝安商会龙田学校。
我在坪山区任教后,我的母亲便爱上了坪山区,这里客家人聚居,方言熟悉,食物美味,让她倍感亲切,每次都要带上好些手打猪肉丸才肯回香港。从2017年起,母亲便热衷于呼朋唤友从香港来深圳聚餐,现在这热情只增不减。小我六岁的堂妹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正在读教育学专业,考量香港就业趋势的同时也不时向我咨询内地就业政策方向,深港融合真真切切地就发生在我身边。
多年来,我一直是深港融合的真正受益者。和我一样在深圳长大,对深圳充满情感认同的港澳青年或多或少都曾在日益更新的深港融合政策中获益。但我知道,深港融合所带来的影响远不止如此,它为港澳青年提供参与同台竞技的机会,也将为他们带来更为多样化的人生选择,走出更广阔的人生路。
编辑:谭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