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广东根据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首先实行“三二一一”开放规划，即三个经济特区，两个开放城市，一个珠江三角洲，一个海南岛，初步形成多层开放的格局。

    早在1979年初，广东省委就酝酿建立大规模出口基地的问题，报经国务院批准，将宝安县改为 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而中央也派谷牧同志多次出国考察外国出口工业区情况，对在国内设立出口工业区也有所考虑。

    这年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根据小平同志的倡议，经中央和地方协商，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建立四个经济特区。

    1980年11月，我和任仲夷刚来广东时，曾到深圳考察一次，在听取汇报之中，我们发觉深圳特区的领导班子不够协调。我们研究，这个班子一定要马上调整，准备派梁湘去。但梁湘过去多年在广州市工作，他想留在广州。我和任仲夷认为他到深圳主持工作很适合，于是反复动员，希望他去深圳，我们会全力支持他的工作。梁湘最后同意到深圳去。他提出要从广州调些骨干去，我支持他，把邹尔康、甄锡培等都调去深圳。梁湘是个实干家，长期抓经济工作，并具有开拓精神。他率领一班人领导深圳人民勤勤恳恳地创业，对深圳特区前期的开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我兼管经济特区工作时，特区从筹备到国务院正式批准试办已有3年多时间。深圳进展较快，汕头特区还处于筹建的阶级。在各部门、各地区的大力支持下，深圳特区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吸引外资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方面打开了局面。深圳与外商签订合同1500多宗，实际投资额20多亿港元，引进2万多台（套）设备。以基础设施为重点的基本建设已铺开。深圳基本建设投资近20亿元，投资项目300多个，直通香港的蛇口港口已投入使用，许多地方已完成“五通一平”，数十栋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工农业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深圳市建国商大厦，三天一层，被称为“深圳速度”；蛇口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也流传全国。

    但是，在试办特区过程中也出现一些缺点和问题。如与外商签订的经济合同不够完善，基建摊子铺得过大，货币及流通较乱。中央1982年17号文件下达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深圳、珠海顿时由繁华闹市变得比较萧条，外商也顾虑我们政策多变，对到特区投资持观望态度。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一方面向中央汇报情况，争取中央及有关部门的支持帮助，另一方面对深圳特区的发展，省、市也多次进行研究，确定以工业为主，以外资为主，以出口为主的方针。

    开始时，深圳市部分领导强调发展商业，搞“万商云集”，深圳有些人利用中央给予的出口优惠政策，到内地抬高价格收购农副产品出口，然后又拿赚到的外汇进口商品向内地倾销。如他们从香港进口旧麻袋到内地卖，影响国内的麻袋生产。我国的味精生产本来已经过剩，但他们一次签订进口1800吨味精，结果造成国内味精厂叫苦不迭。他们还进口大批小汽车、彩色电视机、收录机、电冰箱、电子计算器等等紧俏商品贩销内地，获利颇丰。因此，内地有人挖苦说，深圳只会赚内地人的钱，不会赚外国人的钱。而港澳的海外人士对此也有议论，致使特区形象受损。

    我发现这些问题，认为这不符合中央关于试办经济特区和出口基地的宗旨，于是及时提醒他们。强调应该贯彻以工业为主，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和方针，不能不顾国内市场情况，盲目进口，大搞倒卖。我希望特区要发挥窗口的作用，加强外引内联，逐步向这些方向发展，尽快建立起二线管理。

    深圳市委经过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端正了试办经济特区的指导方针，扎扎实实地进行打基础的工作。

    1983年2月胡耀邦视察广东。他在视察深圳经济特区时指出：“特区是新事物，同志们搞得不错，敢于创新，是很有成绩的，干部是努力的。……你们已经闯出了一个新局面，比较出色地完成了中央的意图。”他希望特区和广东要搞改革创新，“创造出新的经验”。

    4月间，谷牧视察了广东三个经济特区。4月25日，他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赞同胡耀邦对特区的评价，认为这一评价公正，符合实际。接着，他就特区货币和管理二线，特区的自主权，特区的范围和建设规模，特区的电讯、交通建设，特区生产发展方向，体制改革，加强省对特区工作的领导等问题，作了具体指示。他指出：“今后对特区的要求更高，省委应当加强对特区工作领导”。他建议参考国务院的办法，提出“梁灵光同志是书记又是省长，要管这个事，还有吴南生、叶澄海也可以参加。他们三人可以形成一个拳头。有关特区的重大事情，都集中到这个口里，就可以大大提高效率”。

    按照这一指示，6月14日，省委、省政府决定，广东省试办经济特区的工作由我和吴南生等人主管，组成特区领导小组，在省政府下设特区办公室，集中处理解决特区的重要大问题。

    6月25日，谷牧在北京接见广东省有关负责同志，传达了邓小平同志的重要指示。小平同志强调，特区要坚决办下去，不能动摇，现在，对特区说好话的多了。他指出：特区“现在办得不错，中外承认，不存在抹掉不干的问题”。小平同志的重要指示，大大提高了我们实行特殊、灵活措施和试办经济特区的信心和决心，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和鞭策。

    1984年1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杨尚昆的陪同下，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顾委主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到广东视察。任仲夷、刘田夫乘坐他的专列一起南下。专列路经广州时，我和广东省委、广州军区负责同志到火车上去看望了小平同志。随后，我和刘田夫陪同小平同志他们一行到深圳。后来田夫病了，就由我陪他在深圳、蛇口和珠海、中山、顺德等地视察。

    24日中午，小平同志一行抵达深圳。稍事休息后，即听取了梁湘汇报。小平同志倾听得很认真，他对深圳经济特区取得的成就表示高兴。深圳原打算发行特区货币，小平同志认为此事宜慎重，他担心会冲击人民币市场。随后，我们陪同小平同志等乘坐大型旅行车参观深圳市容。小平同志目不暇接地望着窗外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不停地向我们询问这是什么工地，那座高楼是准备用来干什么的。梁湘等人一一作了回答。不久，我们驱车来到正在兴建的罗湖商业区。小平同志不顾劳累，冒着严寒，登上刚刚竣工开业的20层高的国际商业大厦，沿着天台围墙走了一圈，凭栏俯瞰深圳全景，尽情饱览特区建设风貌。

    次日上午我陪同小平同志到富甲全省农村的深圳渔民村参观，并在村党支部书记吴柏森家作客。小平同志详细地了解当地生产情况和群众生活情况。1982年，渔民村全村35户农户全部进了村统一新盖的双层小洋楼。1983年，全村人均收入达到2800多元。饮水思源，吴柏森心情异常激动地说：“我们穷苦的渔民能过上今天这样幸福的日子，真是过去做梦也没想到，感谢邓伯伯！是党中央和你为我们制定了好政策！” 小平同志说：“应该感谢党中央。”在深圳，我陪同小平同志一行先后视察了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服务公司深圳工贸中心的电脑软件厂，蛇口微波通讯大楼、轧钢厂、华盖铝厂、“海上世界”，听取了蛇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关于工业区建设以及工资、人事、住房和体制等方面改革的汇报。小平同志一直非常认真地倾听，偶尔询问一些问题。

    26日，我们从深圳乘炮艇渡伶仃洋到达珠海市。

    这次南巡，小平同志亲眼目睹南粤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广东和经济特区日新月异的建设面貌，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对特区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珠海市委的同志很精明，他们见小平同志日理万机，难得抽空来珠海一次，于是拿出文房四宝请他题词。小平同志干脆利索，大笔一挥，题写了“珠海经济特区好”几个字。大家热烈地鼓起掌来。  

    深圳市的同志听说小平同志为珠海特区题了词，才发现自己错失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急急忙忙派出专人到广州珠岛宾馆，请小平同志补写题词。小平同志欣然落笔：“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小平同志的题词，对深圳和珠海特区的建设和发展作了很好的概括的结论。

    在此之前，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和试办经济特区遇到不少困难和阻力。在开始那几年，海内外人士对广东和特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讲好话、坏话和持怀疑态度的人都有。有的同志到深圳、珠海等地走马观花一番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广东已改变了颜色，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内地有一位副省长还为此在广州哭了一场。有的则认为特区已变成了新的“租界”，有的认为特区黑市货币流行，违纪违法活动横行大搞倒卖“洋货”，“搞错了”。香港有些报纸甚至进行恶意攻击，说深圳耗资几十亿元搞起来的高楼大厦，是“假大空的石屎森林，没有什么价值”。总之，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试办经济特区“失败”了。对此，我们感到压力很大，开玩笑地说“广东是香香臭臭又一年”。

    这次小平同志南巡，为深圳、珠海经济特区亲笔题词和作了重要讲话，肯定了广东的建设成就，肯定了办特区的路子是正确的，给广东和特区建设以决定性的支持，坚定了办特区的决心和信心。

    小平同志南巡回京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和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和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他还说：“搞特区，不仅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有好处，还有一个对外影响有利。”他还强调“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有个指导思想，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中央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决定进一步开放全国沿海14个大中城市，之后又采纳广东、上海、福建的建议，成立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厦漳泉三角地区三个经济开放地区。

    小平同志这次南巡的题词和指示，基本上统一了全党全民思想，提高了认识，指明了方向，不但大大推动了广东、福建和四个特区的建设，而且进一步掀起了全国沿海改革开放的新高潮。

    鉴于深圳前几年着重抓了内向型商业贸易以及工业发展不快的状况，谷牧要求深圳市委在发展方向上进行调整，在3年内将深圳办成一个以工业为主、以出口创汇为主的外向型的综合性的出口基地。那时，因怕引起外界的误解和不安，谷牧提出不调整和转向，而提“爬坡”。我们都赞成他这一巧妙的提法。

    深圳“爬坡”虽然难度很大，但深圳坚决按照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办事，努力调整产业结构，尽快向外向型转化，积极打进国际市场，为国家多出口创汇作贡献，真正起到了“四个窗口”的作用。

    作者简介

    梁灵光，男，汉族，1916年11月3日生，福建永春人。

    1925—1934年，在上海立达学园念书；1934年起，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一二九学生运动，参加上海抗日青年团；1936年6月，到马来西亚吉隆坡尊孔中学任教，并任雪兰莪州反帝大同盟主席及左联主席；七七事变后回国参加抗战，任苏北抗战支队政治处主任、支队长；194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苏中军区4分区政治部主任，南通县县长兼保安旅旅长和县警卫团团长；1943年，任9分区专员；解放战争期间，历任华中9分区司令员兼专员，华东野战军11纵队33旅旅长，解放军29军参谋长。建国后，历任厦门市市长、市委书记，福建省工业厅厅长，省委工交部部长；1956年3月，任福建省副省长，主持省府常务工作，并任省委常委、省委候补书记、书记；1975年恢复工作，任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1977年11月，任国家轻工业部部长、中国轻工业学会理事长。1980年11月，历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广东省省长，省顾问委员会主任；1983年—1990年，兼任暨南大学校长，1986年—1988年，兼任香港中旅集团董事长；1988年3月，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曾被选为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代表，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二、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