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当年收购荔枝出口贸易的事,觉得深圳80年代初已在探索市场经济。不过当时不是在系统理论指导下有意识地去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甚至还不知道市场经济这个名词。有许多是在实际工作中为了解决某种困难而“逼”出来的做法，是在实践中“闯”出一条路来的。在荔枝收购方面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当时，荔枝是深圳外贸出口创汇的“拳头产品”，往常每年都收购上百吨出口，但1979年、1980年开始逐年减少，费了很大的劲也只能收购几十吨出口。经深入调查了解，其原因是：外贸收购价是国家规定的，每斤8分至1角2分钱，而深圳农贸市场荔枝比收购价高出几倍，香港市场价格也很好。由于外贸收购价太低，果农偷偷拿到农贸市场或偷运到香港去卖。

    为了收购荔枝出口，当时市政府曾派人去市场上查,派民兵去海边守。发现偷运香港或到农贸市场出售的就全部没收。可是海岸线那么长，市场这么大，根本守不住。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财贸办公室组织讨论，认为要收购大量荔枝出口，只有提高收购价。而深圳靠近香港，既有深圳的农贸市场，又有香港市场，如果只考虑高于农贸市场价格，就很难收购到优质荔枝出口，因此我们提出收购价要高于农贸市场价，低于香港收购价的方案，并向当时分管财贸战线的周溪舞副市长汇报。周副市长说，只要收购到荔枝，又能出口赚钱,由你们财贸办研究定。

    最后决定由我带队组织财贸办的蔡文彬、钟佩贞、麦碧云和市果菜公司的邱建峰同志等10多人到南头收购荔枝。面对要完成收购任务、果农却不肯交售这一矛盾，收购队研究决定，按质论价，最好的荔枝按每斤1元2角收购，结果一下子收购了荔枝500多吨。不仅本地农民而且外地果农也将荔枝运到南头来卖给我们。当年出口荔枝赚了几十万元。深圳外贸还是头一次赚了这么多钱。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将收购价上调几倍甚至十倍以适应市场，在全国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当时，上级部门认为是违反物价政策，又是打电话、发文件，又是派工作组调查，并在会议上批评。然而我们只是解释，中央文件明确规定对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灵活措施，后来省里也没有再追究我们。第二年省政府有关部门默认了我们的做法，第三年省有关部门作为经验进行推广。

    如果当年没有敢闯的精神，没有实事求是的作风，是办不到的。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中央对特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没有开明的市领导，就是有敢闯精神也是很难做到的。

    二、免证购肉忆往昔

    深圳的蔬菜肉食供应经历了一条逐步摆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调节的艰难之路。随着深圳市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区建设者从全国各地大量涌入。到1982年、1983年，特区人口从办特区前2万多增至20多万。人口的剧增，造成了蔬菜、肉食供应的空前紧张。

    当时全国肉食是凭证供应的。1980年以前，深圳供应量是按2万人定的指标，到1982年和1983年人口增至20多万时仍旧只有2万人的供应指标。省里虽给我们增加了成倍指标，但仍是“杯水车薪”。20多万特区人的肉食人均供应量只有“国家标准”的十分之一。市委、市政府领导非常着急，派人四处求援，但因当时牌价肉都是按国家计划指标供应的而无法解决，后来只好向江西、湖南等省要一部分议价肉来补充。议价进货牌价卖出，差价由食品公司补贴。数量少、时间短的话，食品公司还能勉强接受。但是，随着议价与牌价差距越来越大，巨额的补贴不仅食品公司无法承受，就是当时市财政也无力承担。因此，只好议价、牌价在市场上同时并存。

    然而，少量牌价肉如何供应则成了问题。每天肉案前都排长龙，一两个小时牌价肉就卖完了，剩下的只有议价肉。群众意见很大，怀疑食品公司拿牌价肉去卖议价赚钱。同时发现排队的人多数是没有工作的闲散人员，因为有工作的干部职工没时间去排队。干部职工辛辛苦苦为深圳建设吃的是议价肉，闲散人员倒吃了牌价肉。当时，还发现一些“二道肉贩”收集肉票，买牌价去倒卖。市财贸办、工商局也曾经派人到肉市监督，帮助维持秩序，但都因牌价肉实在太少而无法解决矛盾。

    后来财贸办公室经过几次讨论，提出取消牌价肉供应，把牌价转为议价的利润贴回议价中去，适当降低议价肉的价格。经市委、市政府领导同意，决定两种价格并轨，市场全部供应议价肉，市领导还指示我们要降低议价内的价格，充实供应品种，改进服务态度。新价格实施后，开始群众意见较多，后来我们派当时食品公司经理李济才亲自带车队去湖南运生猪、派财贸办蔡文彬去四川组织加工腊味，与食品公司搞联营等，尽量降低成本，增加品种，改进服务态度。又因为当时能吃牌价肉的人比例很少，又采取了上述措施，没有牌价肉卖的事慢慢也为群众所接受了。

    三、走出蔬菜供应的困境

    1982年和1983年，市场蔬菜供应紧张同样是由于人口急剧增加所引起的。人们对没有菜买比没有肉买意见更大，市委常委会几次研究，决定迅速扩大生产，四处组织货源，改进服务态度。

    于是，派人去找汕头市委书记，请他动员5000人来深圳种菜，请广州市也动员几千名有经验的菜农来深圳种菜。可是汕头的5000名菜农来深后不久，由于蔬菜牌价收购太低，大多数另谋职业。来自广州珠江农场的菜农，虽然允许他们开设珠江旅社和餐厅来补贴种菜收入，可还是人走地空。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种菜不如捞虾，捞虾不如拉沙。”当时基建规模大，到河边、山边拉沙石收入很高。后来便转而找湛江市，动员生活水平较低的信宜、高州等地农民来深圳种菜。初时他们较为安心，也逐渐学会种菜，但又因农贸市场菜价比果菜公司收购价高，这样，他们种的菜不卖给果菜公司，而转运到农贸市场卖去了。

    当时财贸办和果菜公司曾派人去菜田守着收割，到田边收购，但因菜田范围大又分散，看不过来，成效不大。市副食品总公司廖汉标极力主张放开菜价才能根本解决蔬菜供应问题。后来财贸办、副食品总公司、果蔬公司和市政府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建议提高收购和销售价，稳定菜农生产。最后市委原则同意提高市场收购价，销售定出最高限价，果菜公司亏损由市财政适当补贴。后来财政也无法承担越来越大的亏损，只好逐步调高销售价。一时间，菜价涨幅较大，青菜由每斤1角多钱逐步涨到每斤3角、4角甚至7角、8角钱，最贵时每斤超过1元。这时有人提出复牌价供应，但因财政补贴太大，一时定不下来。然而过了几个月，因市场菜价较高，菜农种菜有利可图，邻近县市的菜也运来深圳销售，供应量大大增加，菜价又逐渐回落。蔬菜供应品种增加，服务态度改进，群众意见慢慢少了。随着特区个人收入的增加，市民也就逐步接受了市价。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改变了原来的价格虽低然而没有供应的状况。

    肉菜供应量初步解决了，但市场网点少的矛盾又突出了。当时市内20多万人，只有南塘市场和纪念碑广场。群众买肉菜很不方便，意见又多起来。当时的市长梁湘同志指示要尽快建设一批临时市场网点，还要我们参观广州市用白铁皮建市场的样式。我们财贸办提出，只要规划部门给地，保证60天内完成15—20个临时市场网点，10天内完成第一个。

    当时的常务副市长周鼎同志每二天带领财贸、国土、规划、工商等部门负责人，在罗湖至上步几十平方公里的范围选定十几个临时市场网点，三四个永久性市场网点。国土、规划部门很支持，只要适合做市场网点，不影响整体规划，我们提出要哪块地便给哪块地，当场拍板。当天中午都没有休息，在路边给每人买两个面包作午餐，周鼎副市长和我们一起在汽车上吃。大家觉得能为群众办件实事，就是再辛苦也高兴。财贸办公室当即成立一个市场网点建设公司（即现在的财贸实业公司的前身），由廖贤才任经理，划地的第二天动工。当时没有汽车，廖贤才骑单车去现场研究设计、选定材料、检查进度。为了按市委决定的日期完成任务，同志们每天工作10多小时，有时甚至通宵，从不叫苦，结果全部按时完成任务。群众买菜方便了，非常高兴。当时的临时市场网点现已搬迁，现在的螺岭、爱华、华强等永久性市场便是当时建立的。

    四、蔬菜内销外贸并轨

    蔬菜内销与外贸出口的矛盾在全国都存在，深圳更为突出，特别是1981年和1982年，原因也是城市人口急剧增长。按原来的体制，深圳与全国一样，担负蔬菜市场供应的是由内销的果菜公司负责，担负蔬菜出口的是由外贸专业公司负责。当蔬菜生产淡季时，深圳市场供应紧张。同时香港的菜价攀高，外贸公司用高价收购出口，内贸的果菜公司便收购不到蔬菜供应市场，群众意见很大。当生产旺季，香港蔬菜跌价，外贸出口的蔬菜便转内销，因出口的蔬菜品种较多，质量较好，这样内贸的果菜公司收购的蔬菜又卖不出去以致用拖拉机把菜拉到池塘去喂鱼。加重了内贸的损失。如果果菜公司因卖不出去而不收购，那菜农又要遭受损失。

    因此内外贸两个市场的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两家争吵十分厉害，既影响市场供应又影响外贸出口。市政府曾经采用限制的方法，用命令和监督的方式，让外贸部门在旺季不转内销，在淡季时不许收购。但两种不同的管理体制，市场这么大，菜地这么多，派人看、派人管是管不过来的，矛盾难以解决。后来市财贸办多次研究，提出把外贸蔬菜出口任务交给内贸的果菜公司，人员、财产、基地也同时移交，上交外汇和利润的任务也由果菜公司承担。经市政府领导同意，采取将内、外贸经营蔬菜机构进行体制合并。于是将“果菜公司”改为“果菜贸易公司”，既负责内销又负责外贸。当生产淡季时，在保证内销的基础上，尽量多出口；当生产旺季时，采取优质优价办法，平衡内销和出口数量，调整生产品种，尽量做到出口有钱赚。原来外贸赚钱，内销亏损，也由该公司自己平衡，外贸赚钱贴内贸，形成了“内外贸一家，外贸内销一条龙”的良好机制。这样改革以后，直至现在，市果菜贸易公司一直是全国同行业中经营效益较好的企业。

    经营蔬菜内外贸机构合并，当时只是为了解决内贸外贸的矛盾而这样做的，现在看来这是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采取机构优化组合的办法，不过当时不是有这样明确的目的罢。

    作者简介

    李定，1930年11月18日生，1946年10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48年12月入伍，历任连队文化教员，政治指导员，军分区政治部保卫科干事，广东省军区政治部保卫处干事、副处长。1975年转业任宝安县委副书记。1979年1月任深圳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1981年后历任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秘书长、市政协副主席。1994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