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17日我奉命来到深圳工作，担任市委宣传部部长。一路风尘地从省里赶来深圳，迎接我的是处处飞扬着尘土的建筑工地和特区沸腾的生活。那时的条件相当艰苦，连个宿舍也没有，我暂时住在新园招待所里。第二天，市委第一书记吴南生见了我就笑笑说，新来的部长上任啦，你的任务就是宣传特区。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宣传特区正式成立。随后，我把草拟的组织干部、群众学习特区条例的文件稿样送给吴书记审阅签发。

    深圳经济特区是成立了，但对于为什么要建立经济特区？中央、国务院对办特区的方针政策是什么？特区将建成什么样？海内外许多人都不大了解，而身处深圳特区的人，包括我们干部的思想上也并不十分明确。这种情况下，我深深感到深圳的宣传工作任务艰巨和责任重大。可当时除了一个陈旧的有线广播站外，全市几乎没有任何传媒工具，宣传工作的状况用“偃旗息鼓”来形容实在不为过也。

    一天，与我同住在招待所的吴书记在散步时说，特区需要办一张报纸，要有个宣传喉舌，你考虑考虑。几天后，又问我报纸的事情考虑得怎么样？我回答，办报的确很需要，但目前缺人、缺钱。吴书记说人可以抽调，需要多少钱？我略犹豫了一下说，购买简单印刷设备、招兵买马，基本费用少说也得一百几十万吧。吴书记说去找司马鲁（主管财政的副市长）商量。我当即找司马鲁副市长，他听后说，没钱，我们办特区中央不拨款，只有3000万元的贷款，现在各个方面都要等钱用呐，办报纸哪来的钱。我陷入了窘境。我记得，当时人们说到“大家要想法子”。我想书记说到特区遇到困难时的三句话：“特区的牌子”、“小镇的底子”、“大家要想法子”。我想书记说要办报，副市长说没钱，而报纸还得办起来，是不是真要逼宣传部自己“想法子”！我当时的思想压力很大，终日脑子里搅的是“报纸，报纸”，“怎么办？怎么办？”

    那段时间，有件事情让我难忘。一天，我同新华社驻深圳工作的雷力行、张洪斌同志去沙头角。晚上我们睡在镇内一所小学校的楼上，把教室桌子拼排起来作睡铺。这一晚，我们望月抒怀，促膝谈心，话题集中在特区的今天与明天。他们两位学识广博，又是新闻行家，对市里办报纸很热心并答应助我一臂之力，我听了兴奋异常，彻夜未眠。

    1980年11月15日，市委常委会上作出由宣传部负责筹办报纸的决定，并要宣传部提出可行性方案。下来之后，部里讨论，新闻科提出两个方案：一是与北京某出版社或深圳一家有印刷能力的单位合作办报；二是先办试刊，委托香港《文汇报》或《大公报》印刷，印刷的外汇费用是多少由市财政解决。方案报上去，市委原则上同意采用第二方案，决定由宣传部牵头并要求尽快行动，闯出一条新路子来。

    创业的日子故事多

    在几番请示、报告后，我们终于申请到了3000元开办费，用做购买文具和工作人员交通费、夜餐费。接下来办报人员从哪儿来？说是从外面调进，但当时特区艰苦的环境谁愿意来呢？而且远水救不了近火，后来干脆以市委宣传部科室骨干及新闻科全体同志为主力，当时有曾锦棠、黎颖、丘盘连、刘学强、黎珍宇、刘业成、林雨纯、彭茂光，加上自告奋勇前来参加筹办报纸的张黎明、江式高、莫漠、戴木胜等12人，由张洪斌同志率领，就这样我们拉起了一个临时办报纸班子，开始了艰难的筹备工作。这一段的回忆很感慨，后来在我写的一首《七古》诗稿中就有“十二儒生壮志行、同舟共济竭真诚”的诗句，表达了我对这12“儒生”的敬佩和谢忱。

    当时办报的地方是借了原市委大院（蔡屋围侧、原宝安县委所在地）旁边一间旧仓库作为办公室，面积十多个平方，几张旧桌子，几条木长凳，就作为办报的据点。没有电话，就把宣传部的电话接过来。出去采访，别说专车，就连自行车也没有。我这个当部长的，市里才配给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办公用。那段时间，我有3个月不在宣传部办公，全力投入筹备出报工作。具体操作上的困难已够我们应付，却还要顶住来自各方面让人头痛的阻力，诸如“特区办一张报没什么意义”、“深圳小小一块地方有什么新闻好刊登呢？”等。其实特区当时的状况和今后的前景只有我们最了解、最有信心，我们不去理会那些闲言闲语，而是更坚定了办好报纸的决心。在去省出版部门申请刊号登记时，需要有报社地址，而当时还根本没有社址。张黎明同志从广州打来电话，问社址怎么写，我便想起那间小平房，说就写深南大道1号吧。又问报社电话怎么填，我说宣传部的电话2188，好意头，就写它！又问登记表上除了要填总编辑（张洪斌），还要填一位社长，写谁？因为当时我负责，就填上李伟彦（兼）社长。刊号就这样拿下来了。事后，我报告了梁湘书记，他笑说“你又多了个头衔呐。”还让我快把张洪斌同志从北京调进深圳来。  

    进入实质性编辑工作时，难点又来了，报纸到底怎么编、怎么办？大家心里真的没有一点底。我又带着十几位同志到《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社去学习、取经，看看人家具体是怎么编报的。几天的学习使大家信心十足，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临回深圳的前一天晚上，我带大家到东方宾馆歌舞厅去考察，当时的歌舞厅是凭港澳朋友回乡证才能入场。深圳当时还没有类似的娱乐场所，一群人进入颇有点乡巴佬的味道，十分新奇，大开眼界。那时谁能预料，几年之后深圳的歌舞厅一下就遍地开花了。

    广州之行后，采编工作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大家白天奔波采访晚上就在拥挤、闷热的小办公室写稿、编辑。具体工作主要落在张洪斌身上，他满怀热情，工作严谨，尚未调入深圳就积极投入报纸筹备工作，实际上负起老总的职责。有他在，我可以腾出手来做其它工作了。

    燃眉之急是报纸的印刷。要委托香港代印，首先要取得新华社香港分社支持。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王匡是我在省委宣传部时的老部长，分社秘书长杨奇也是当年我在省里工作时熟悉的朋友。他们对我们的请求一口答应帮助解决。1981年初，我同张洪斌赴港先后拜访了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社的高层。他们知道我们的来意后，不约而同地表示支持。我当时坦言，眼下我们财政短缺，每期印刷、纸张费用只能暂时欠帐，日后清还，行吗？他们回答：“行！你们报纸什么时候有收入就什么时候结帐。”他们慷慨友好的态度使我们十分感动。那么究竟选哪一家代印？这还真给我出了难题。最后，经过友好协商才定下来：先由《文汇报》社承担印刷，下一步如有困难再请《大公报》社帮助解决。回忆当年情景，用“患难见真情”这句话来形容，应该是最贴切不过的。当时还有《香港夜报》社长胡棣周向我们伸出友谊之手，他对我说：“我们正有一套旧的国产印刷设备要更换，如果你们需要，这套设备就免费送给你们，运回去就是了。”这令我们惊喜异常，虽然机器旧了点，但我们一分钱都不用出，又能为今后立足我们自己印报奠定基础，心里当然踏实了许多。隔了几天，两台印报机、一台铸字机从香港运回了深圳，就放在市委大院饭堂旁边，后来那套机器并没有派上用场，但香港朋友那份兄弟情谊让我们倍感温暖。

    奏响序曲的试刊报纸

    一切基本筹备就绪了，报纸的名字也选定了，就叫《深圳特区报》。吴南生书记让我去广州请秦萼生（著名书法家）书写“深圳特区报”的报头，秦便写了两种字体：魏碑体和行楷体（即特区报现在采用的），对比选择的结果采用了魏碑体，因为许多人觉得这种遒劲有力的字体更能体现当时创业的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

    《深圳特区报》究竟要办成一张怎么样的报呢？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有人主张以传统模式办报，稳中再求发展；有人主张必须创新，才能体现特区的风格，显示这张报纸的价值。后来市领导汇集大家的意见，经过讨论，为《深圳特区报》作了一个定位：是党的报纸，但不要“党八股”；既区别内地报纸，又不同于港澳报纸；既继承中国新闻传统，又有分析地吸取外报有益的经验；版面安排要求格调比内地报纸轻松活泼，从内容到形式尽量体现特区的特点。作为市委、市政府的喉舌，《深圳特区报》要传递中央、国务院关于特区的政策，要有改革开放的声音，要立足深圳，全国发行，兼顾海外，为特区建设充当重要的舆论工具。

    按照当时的运作程序，我们在深圳完成基本采编任务后，就带着稿子前往香港《文汇报》社去做小样、审大样、再付印。1981年6月初，《深圳特区报》试刊第一期的大样贴在办报的办公室墙上，广泛征求意见，很多人都非常有兴趣地品评着。市领导也接踵而来，首先是黄施民同志，接着是方苞同志，最后梁湘同志也来了，他看后很高兴，说，想不到你们在那么短的时间就拿出一期报纸来，很不错！梁湘同志看到我们办报的条件很差，立即批了5000元，作为购买自行车的费用。

    1981年6月5日，试刊第一期在香港《文汇报》社先印刷了50份，立即送往北京，给正在参加特区工作会议的谷牧、任仲夷、吴南生等领导审阅。往京送审的是张洪斌，当时考虑如果领导对某些文章提出意见，可以及时处理；我和曾锦棠等人则在香港等候消息。此时，我们的心情实在紧张，有点像临分娩的产妇进了产房，亲人们在门外等婴儿出世的感觉一样。晚上8点，张洪斌急电传来喜讯：北京领导同志看了第一张报纸，一致认可，同意印行！这消息第一时间传给深圳管宣传文教的市委书记黄施民同志，再转告给香港《文汇报》社。那时已是深夜，我们守候在印刷机旁有同志们激动万分，欢呼雀跃，当即连夜开机印刷8万份。《文汇报》社几位老总当场举杯向我们祝贺深圳经济特区第一张报纸的延生。6月6日是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深圳特区报》试刊号第一期以对开四版、竖排版、彩印的模样与人们见面了！新成立的特区一下子就有了自己的报纸，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感到新鲜、好奇，争着先睹为快，拿到街上派发的报纸很快就被抢光了。

    试刊报纸考虑到对香港、澳门的影响，采用竖版、繁体字，而且第一版上就有广告，报上既有重要的国内要闻、国际消息和地方新闻，又有世界经济、香港专版、房地产专版，有选择地使用外报的资料、信息，选登香港新闻界、经济专家撰写的专稿（当时香港《文汇报》副总张云枫就是作者之一）；而且整体上十分注意立法意识（开辟了特区法律、法令宣传专栏），注意贴近群众（开辟了反映群众呼声的“民声“专栏），注意地方性（开辟了介绍深圳历史沿革、山川景物、风土人情专栏）。这些做法和特色在当时国内报纸中还是少见的，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不少人肯定这种作法，说这像是特区的报纸，新鲜活泼、气度不凡，从形式到内容让人耳目一新；但也有人提出《深圳特区报》是不是商味太浓一些？有的人本来就不大主张办特区报，这回看了试刊更不顺眼，说会不会引“狼”入室？记得当时吴南生书记很风趣地说，此话应改动个字，也许这张报纸还能引“郎”入室呢。

    归根结底，她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首期试刊报纸的问世，引起各方面的重视，也大大增强了我们把报纸办下去的决心。此时，接替吴南生同志第一书记职务的梁湘同志前来看望编报人员，鼓励我们继续办试刊，争取过渡到出周报。我们也注意总结经验，针对不足之处作了改进。这样，我们又于6月20日、8月8日、9月9日、12月24日陆续试刊了共5期报纸，其中第5期还出了对开8个版。试刊的成功，为后来《深圳特区报》的正式出报在业务建设和组织建设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2年5月24日，《深圳特区报》在试刊的基础上正式创刊了。直至今天，每当看到手中飘着墨香的《深圳特区报》，心里总会涌起一股苦尽甘来的感觉。

    试刊《深圳特区报》完全是在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当年正是发扬了特区垦荒牛的创业精神，敢冒风险，敢想敢干，凭着一股子敢于尝试“吃螃蟹”的开拓思路，才有了几乎与特区同步的《深圳特区报》。如果按照常规办事，也许《深圳特区报》的历史该是另一种写法了，这方面我感受很深。从1980年11月市委决定办报，到1981年6月第一张试刊报纸问世的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亲眼看到，这批筹备出报的参与者们那种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苦干精神，不仅感受动了我，而且从他们身上闪耀着的高尚情操和思想风范，使我看到特区报纸事业的光明前景。有幸的是，十几年后的今天，当年赤手空拳投入创办特区报行列的12位“儒生”，不少已成为现在《深圳特区报》社领导或骨干（丘盘连、刘业成、江式高、彭茂光、莫漠等），有的已成为现今有才华的作家（如刘学强、林雨纯、黎珍宇、张黎明、戴木胜等），而张洪斌同志则是《深圳特区报》社的第一任总编辑。这是一笔多么宝贵的财富啊。

    最后我想说的是，《深圳特区报》试刊的成功，是同省委及省委有关部门的指导和支持分不开的。记得当初市里决定办报，要请省里支援干部，我便到省委宣传部找陈越平部长。在说明来意后，越平同志亲切而坚定地说，深圳的事情，凡是符合改革开放精神，都开绿灯。于是，先派副部长张岳强组成一个小组来深圳指导工作，回去向省委写了报告支持我们办报。然后，1981年4月，向新闻单位发出通知，要求《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社抽调少量的办报领导和业务骨干支援深圳办报。这样，从1982年起，省里陆续调入干部支援我们，记得当时有陶牧、罗妙、张一村、区汇文、王初文等同志先后调入，从而大大充实了我们办报的力量。我想，为什么办特区报这样一个新生事物一开始就受到各方面的支持，归根结底是因为她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深圳特区报》从试刊第一期算起，至今已17年，从正式创刊至今也有16年了。人们高兴地看到《深圳特区报》越办越出色，事业越来越兴旺，已成为全国知名度颇高的报纸了。

    作者简介

    李伟彦，男，广东台山人，1930年8月生。1950年3月参加工作。华南人民艺术学院文学系本科毕业。曾参加顺德、高要县清匪反霸、秋征、土改工作。1953年起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工作，先后任干事、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等职。1980年8月由省委组织部选派深圳特区工作，1980年至1987年任深圳市委宣传部部长，1989年至1990年任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1990年至1994年任深圳市人大常委、科教文卫工作委员会主任。1995年退休。在深圳工作期间，曾任深圳市第一届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席、深圳诗词学会副会长。现为深圳艺术发展基金会会长，深圳市文联、深圳诗词学会和深圳市艺术学校等单位的顾问或高级顾问。